百姓与公民
经常在领导干部口中听到“老百姓”这个词，这让被称为“老百姓”的人感到很不是滋味，仿佛仍然生活在皇权集权统治的社会里，而不是生活在共和国里的公民。
百姓，本是古代贵族的总称。奴隶社会中只有贵族有姓，因此称之为百姓。战国以后，贵族没落，平民增多.“百姓”也就成为千万平民的通称。从那以后，“百姓”这一对平民的称呼一直延续到几千年，成为官员的对立面，官贵民贱，官员在上，百姓在下，官员是“大老爷”，百姓是“小民”。
“老百姓”只有无条件服从和无尽无休的义务，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”，皇帝对其治下的子民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利。在封建中国，国家里的人被简单分为官吏和百姓，
“老百姓”这一概念是封建臣民等级社会的产物，它反映了封建统治秩序。1912年辛亥革命把中国最后一个皇帝拉下马，结束了两千多年的皇权统治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54年颁布的首部宪法，就宣告了人民本位的治国大策，认定人民是国家主权者，是公民，是社会契约的缔造者和执行者。公民是对所属国家享有权利和负有义务的个体，即主权者。公民服从的对象是法律而非个人，任何人都无权为公民作主，为民作主是封建官吏的职责，绝没有在公民*治中存在的余地。在现代国家里，人人都是国家公民——不论出身、职业、收入等任何方面有差别，唯一没有差别的就是我们都是共和国公民。所谓官员，不过是受其公民委托任公职的人，他的职责就是协助所有的公民实现自己的主权。是公民就应该是平等的，所谓官吏——百姓二分法自然也需要废除。延续老百姓这个称呼，从根本上说就是延续传统的官——民二分法，就是仍然把民众当作官员管理的对象，强调官民的区别，仍然以“父母官”自居，承认人民是主权者﹙公民﹚而又把人民当作领导、管理、关怀的对象﹙百姓﹚，这不是自我反驳荒谬的悖论吗？
对于“老百姓”来说，对应的是国家的统治，他接受当权的不管有理无理的管教，只需听从安排和指挥。而公民则不同，它对应的是国家的治理，他有清醒的权利义务意识，即依法履行自己的义务，又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，并且是主动积极不可退让的，他认识到可以捍卫自己合法权益的武器就是法律所赋予的公民权。既然“老百姓”这个词具有悠久的封建传统，并且现在还无法摆脱这个语义，那么使用它来称呼公民就显然与我们大力提倡的法治精神格格不入。而公民作为近代产生的新概念，其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，这更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。虽然封建社会已经不存在了，但某些方面却是死而不僵，尤其是在民族心理特征方面，它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存留和体现在现存的*治理念、*治体制和*治行为之中。当一个公务员，尤其是一个官员使用“老百姓”这个称谓时，客观上强调了他是官员，我们是平民，他把自己排除在“老百姓”之外，必然忽略公民权利的个体性，是一种臣民心态的反映。我是公民,是社会契约的缔结者，具有公民身份所赋予的尊严。在公民社会没有官员,有的只是公务员,是我们在社会契约中赋予权利的执行者,是公仆,我们不需要爱民如子的父母官,我们要的是爱民如父,待民如兄的公务员。不要叫我老百姓，我是公民，表达对权利、义务、自由和法治的严正立场，表达对*府官员执*意识转变的期待，希望他们不论在认识上还是实践上都恭谦一点，平等看待普通公民，把管理变服务，把统治变治理。树立公民意识不仅仅是民众的事，作为*府行*机关的工作人员，尤其需要首先树立公民意识。(李兴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