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按：本文是“造访少数派”计划的第二篇——《风暴中心的人：与医护人员对话》。在做历史性的观察的时候，往往需要等待该历史事件停止，跳出来，再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，才能够由后人对其做出基本的影响分析。而疫情远未过去，但自武汉暴发以来已有一周年之久——我们的记忆并未完全消退，却不得不承认，它已经渐渐模糊起来了。我所做的这个企划希望能够抓住时间的尾巴，恢复真实而不是“正确”的个体记忆。宁海是浙东的一座小城，在中国的疫情地图上，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确诊人数，都处在非常边缘的位置。我希望以边缘的视角去观察疫情这一全国性、全球性的中心事件，试图看到一幅不同于广泛宣传的图景。湖北的故事自有人去愤怒，去感动，但小城的医护人员未必就不值得为人所知。感谢所有信任我、愿意与我对话的受访者们，正是他们的述说，填补了一段情感与记忆的空白，让这篇文章得以呈现在读者的面前。本文如产生任何不良后果，责任由作者自负。（Ⅰ）某医院全科门诊坐诊医生Y疫情期间我是下村的，高速公路值班，还有到农村里排查、测体温。去年一月份疫情暴发的时候，医院的工作群消息让我们加强防护，动员我们支援湖北没有提得太多，就偶尔开会提一下。总体来说，疫情初期对宁海有影响，但是不大，大部分工作还是按平常来，不过农历廿八、廿九就开始严格起来了。当时宁海有感染者。其实“非典”时期周围没有人感染，大家就没有意识到这么恐怖；可是后来看新闻啊大家一说传染很厉害，就变得警惕了，防控意识（倒不如说自保意识）一到位，个个都会互相监督。那个时候还没有核酸的检测手段，都是个人去做检查，查出来致病病*与普通肺炎的不一样，才确定下来，后来核酸检测的手段出来，速度才快起来的。我因为平时不太刷手机，所以年12月那几个人造谣被查处的新闻是过了一段时间才知道的。我站在我的立场上看，应该是真的，我相信医生说的话。不过因为“非典”的原因（造成过恐慌），再加上快要过年了，上面的人需要的是一个稳定安全的社会，就把他们处理了。说到底是这几个人分量太轻，要是大人物说早封城早隔离，可能就可以挽救更多的人。他们也说不上被冤枉，社会就是如此。掌握真理的少数人是不是容易遭受“迫害”，得看真理对社会的冲击大不大了。2月份疫情严重起来了，医院就要求我们去工作，也不是我自愿的。其实很不情愿的，主要是以前“非典”太厉害了，这次又是新的未知的肺炎，传播还那么厉害，所以还是怕的；医院叫你也没办法不去，每天和外地人接触风险很高，总之就是很不情愿。我大年初一就去高速路口蹲点查外来车辆了。早上一穿雨衣就下村，结束就脱了回家。下村戴两层防护罩，是那种一次性的雨衣，太容易破了。那些外地人不配合，让他测量体温就是不测；每天不停地打电话；我凌晨0-8点高速路口值班，人困得要死，冷么冷死，饿么饿死。妈的，那段时间每天被外地人骂，说我们这么烦。其实最大的困难就是群众的不配合，其他都可以克服，问题不大。一点感触就是国民素质确实有待提高。那个时候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可以回单位脱了雨衣，回家睡觉，太累。每天接触的都是外地人，真的没有一个能让我觉得开心一下的，每次我们去他家测体温的时候都是开个门缝的。我们每天八点半就去敲门，他们也怕医生每天接触这么多人有危险，他们烦死了。这没办法，习惯了。到三四月份比较稳定的时候也没有小题大做的感觉，每个医护人员都不会这么想，疫苗出来以前都不会这么想。现在疫苗有了也不能松口气，病*变异了；熬了一年疫苗1.0出来了，病*2.0更新了（笑）。比外国好，中国起码可控，外国失控加作死。防控措施我可以总结四个字：聊胜于无。有粗糙的措施总比没有好。一月份还可以的，后来说实话也就这样吧。我见过好几个人，大门贴封条了之后晚上偷偷跑出去的。现在人们的防护意识又变得很淡，好了伤疤忘了疼。就是事不关己嘛，如果宁海出现一例，大家一定第一时间去买口罩和酒精，普通人都没什么危机意识，他们不懂这方面的专业知识。其实新冠肺炎的后遗症很可怕，肺功能不可逆损坏，严重的话肺纤维化，上个楼梯都不行，年轻人稍微还好点，老人基本就惨了。大家都觉得医护人员经历这一次大事，口碑啊社会地位啊有什么提高，都是骗人的。我因为每天接触的都是村里的人，最基层的人，所以我比任何人都深有感触——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我结合我自己的实际环境，我一点都没感觉有什么提高的。需要你的时候是大爷，不需要你的时候就是棒槌。每个人都是工具人啦，社会很现实，钱决定一切。这几年伤医杀医案很多，我只能说法律有漏洞。可以给你举一个真实案例。我有一个同学在急救站工作，去年有一次拉一个八十多岁的癌症晚期的老头，在路上就死了。他儿子是社会小混混，医院碰瓷好多次了，这次他爸死了又来急救站碰瓷，非说中途氧气管掉了。你想想，癌症晚期，本来就已经不行了，还说氧气管掉了，没人会信，但最后还是赔了一点钱。我同学没有受伤，混混嘛，就是想讹钱。所以完善医生行医的免责条款啊什么的就是一部分而已，我觉得归根结底最关键的还是国民素质的低下。医生收红包的多得是，现在应该好一点了。我只能说收红包不办事的出门被车撞，收钱办事的我无话可说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社会如此。我有听过“医生再怎么付出都是应该的，这是他们的职责”这种说法，以我为例我没有那么高尚。为何做医生，为何上班——为了钱，但是钱买不来一切，每个人每天扮演的角色都不同，需要履行的职责都不同。我不否认有高尚的人，力所能及的事情，我相信大家都会付出的，但是凡事都有底线。我现在就是眼睛痛，镜片越来越厚，别的职业病倒还没有。说到医生，培养和传承已经不是一个难题了。和公务员一个待遇，个个抢着学医。我也挺开放的，虽然医生很苦很累，但是如果我的孩子想学医我也不会过多干涉ta。其实疫情对我没有什么改变，该怎么样还怎么样，咱们小地方没有想象的那么忙，业余时间我挺喜欢海钓的，很有意思。我没有太多的想法，来人间做一世人，做自己就好了。（Ⅱ）某医院门诊护士长H
当H在去年除夕和正月初一接到通知——医院的职工全部返回，取消休假，回岗待命时，她就明白了武汉的情况有多么严重。省里第二批医疗队正在组建，H毫不犹豫地报名，丈夫和女儿都很支持，只是家里的老人心里放不下，“这么多人都去，干嘛你还要报名······”。
最终因为名额实在有限，H最终没能去成。
不过她承担了最为繁重的工作——预检分诊。疫情初起时，H医院门口组成第一道防线，医院的人员都需要接受体温检测，有发热症状的人员进行流调，并且为了防止其中途由于害怕等原因自行溜走，由专人引导其前往刚刚成立的发热门诊，其他患者则经过预检分流到其他科室。就这样，在那一个月里，H只休息了半天，每天都是六七点下班，连轴转，后来使用了红外线测温仪和健康码才减少了他们的工作量。
谈到12月的造谣事件，H的眼睛里仍然是难以掩饰的失落。“我们是医务人员，医务人员的角度跟上面的角度不一样。我们感觉有这个苗头在的话，应该是重视它，而不是去抹杀它。这件事情造成国内的传染蔓延了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。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。但是相对他个人来说，医务人员自身防护做得不好也是一个方面，自己被感染。”
“我当时医院沟通这个事情。医院先沟通，然后再去讲这件事情。从医院的层面走的话，可能更加正规一点，自己的力量是有限的。现在
